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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访谈 | 外交学院院长徐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将回归理性 中美竞合将成为主基调

2021-01-22 12:09:55大公网 作者: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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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院长徐坚

拜登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走向如何?他又会怎样为中美关系定调?民族复兴道路上,中国将以何种方式驾驭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外交学院院长徐坚日前接受大公报记者孙志独家专访时指出,相较于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肆意破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将回归理性,竞合(co-petition)将成为主基调。他并强调,美国因素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绕不开的最后一道坎,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民族复兴与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系,维护和营造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下是访谈全文:

疫情或是双方合作突破口

大公报:拜登上任后,您认为双方最先合作领域会是什么?拜登面对“美利坚分众国”,国内无疑是他解决的当务之急,一些专家预测拜登真正着手面对中国是在任期第二年,您认同此观点吗?

徐坚:拜登上台后中美潜在的合作领域还是挺广的,疫情防控是当务之急,也是最容易上手、最迫切的领域。因为疫情本身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中美在内,美国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疫情防控本身主要是技术性问题,而不应该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应该可以期待,拜登政府应该比特朗普政府更为理性,把疫情更多地看成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甩锅,抹黑中国,损人也不利己。

根据拜登在他当选之前和当选之后的政治表态来看,中美双方存在合作潜力的领域还有很多,比如说气候变化领域。他在去年4月份《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发表《为什么美国必须领导世界?》这篇文章里边就明确提到,他就任美国总统后要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当然,他的这篇文章就此问题提到中国是以负面形式,他说以后会在这个领域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他这种写法,可能更多考虑到国内政治的需要,为了争取选民,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对华强硬在美国政坛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要求中国作更多贡献,在一定条件下也意味着期待双方有更多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气候领域很大层面上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大家必须面对数据,从科学的角度说话。此外,还有像核不扩散领域,他那篇文章里面也讲到他要让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当然这也同样离不开与中国的协调与合作。

总之,潜在的合作领域还是比较多。因为中美在许多事关国际和全球治理的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是客观现实,离开了谁都很难解决问题。

可以肯定,他上台的初期,首要任务就是内政,内顾倾向会非常强,主要注意力是应对疫情,解决内部政治危机、经济复苏和社会分裂问题。与此同时,他也会花相当精力应对各领域的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包括对华关系。因为美国内政外交很大程度上是密切交织的。比如,疫情的防控是内外不可分的,经济复苏与疫情防控也密切相关,还需处理好社会撕裂问题。所以,他上台之后出于内政也好,外交也好,都得经常考虑或是面对中国因素。

警惕拜登政府的伪多边主义苗头

大公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最近出访提到推行“伪多边主义”会造成新分裂,反对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意识形态同盟,这些显然是根据一些苗头有所指向。

徐坚:王毅国务委员提出“伪多边主义”这个概念很重要。所谓“伪多边主义”,也就是说形式上看似多边,实际上是和多边主义本质和宗旨相抵触,也就是排他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本质上是开放,一定具有包容性,这是多边主义的意义所在。排他、封闭性的多边机制则是伪多边主义。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约。

拜登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就明确提到,他上台后,要搞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的首脑会议。同时他也提到还要打造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

他这个提法不管上台后是否会推动实施,至少是给人提了个醒,这就是新形式的伪多边主义,至少是正在酝酿。这种风险和危险是存在的。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对于和平与稳定持续发展是不利的,这种“伪多边主义”如果任其发展盛行对世界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王毅国委员兼外长提到的“伪多边主义”问题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在拜登即将上台的时刻提到这个问题,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也提醒我们自己重视这个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三大陷阱

大公报:您曾在思想界产生非常广泛影响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三大风险》一文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冷战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而意识形态问题就与冷战陷阱密切相关,您对未来中美关系三大陷阱有何新见解?

徐坚:中美关系未来能否保持“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以及“金德尔伯格陷阱”。我的看法是拜登政府的上台,随着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三大陷阱的风险可能会有所下降,但风险不会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依然存在,甚至不排除在一定情况下加剧,中美关系还存在很大未知。

那么克服这三个风险,超越这三个陷阱,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理念在习近平外交思想里居于核心地位,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上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

超越冷战陷阱,是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抛开大国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用新的认识范式去理解去把握大国之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度出发,重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这两类相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大势下,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共享一个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生产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只能和平共存,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谁优谁劣,最后看结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就从理论上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去划界的国际政治认识范式,即认为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只能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关系。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讲大国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国间核威慑摆在这儿,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条件下,不可能用武力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只能坐下来谈,这是唯一理性选择。

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讲大国在国际治理上的共同责任。除了双边之间关系外,大国对于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比起中小国家负有更多的责任。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还需要共同努力一道,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果这方面能做好的话,我们也就超越了金德尔伯格陷阱。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超越三大陷阱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主党传统和特朗普政府遗毒并存

大公报:拜登上任前几周,特朗普继续打压中国还是没有停步,包括拟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访台,蓬佩奥发推宣布美将停止美官方在与台湾接触上限制。这一切是否会对拜登上任对华政策束缚手脚,拜登对华政策取向与特朗普有怎样的差异?在大变局和世界力量再平衡背景下,请预测拜登对中美关系基调如何定位?

徐坚:特朗普政府这4年对华政策几乎是把中美关系基础破坏殆尽。特朗普本人,以及班子成员,尤其是蓬佩奥无所不用其极。最近这一个来月、任期结束前所做的这些事情更走极端。我个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想给拜登政府挖坑、制造难题,在中美关系上给拜登政府制造一个更加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这个意图应该是很明显。

拜登政府上来后他会知道怎么做,怎么去处理前任给他挖的这些一个又一个大坑,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既不会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简单延续,当然也不会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延续,这点可以肯定。但另一方面,他的对华政策至少在短期内又一下子很难完全摆脱奥巴马政府某些遗产的影响,特别是民主党涉外政策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很难一下子摆脱特朗普主义遗毒的影响。特朗普走了,但特朗普主义的影响还在。比如说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单方面采取了很多无理措施,拜登上台后不会马上取消相关措施。

怎么看中美关系的这个基调?我想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明晰的界定,从历史纵向去看,可以把建交后的中美关系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美建交到金融危机,甚至是再往后推,到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结束,接触是总基调。用美国人的话说叫接触为主,遏制为辅。因为美国想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此来改变中国,演变中国。这是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第二个阶段:序幕大概应该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或者是奥巴马第二任开始,巅峰应该是特朗普。特朗普认为美国第一阶段演变中国的政策完全失败,班农等人对此讲得很直白。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了全面遏制甚至是走向对抗。奥巴马政府第二个阶段已经开始强化遏制,但到特朗普这一任大幅升级。

第三个阶段: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很可能出现一种竞合态势(co-petition),就是以竞争为主,加一定程度合作。这种态势与前两个阶段的态势有区别,因为竞争和遏制、对抗可以有质的差异,尤其是良性竞争关系。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美国对华选择这种竞合策略可能性比较大,主要注意力放在加强对华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也不排除跟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

触碰台湾问题底线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大公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特别是台湾问题,两国应采取何种管控方式呢?在中国政府推进统一的关键期,于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如何塑造?

徐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美关系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中方应以适当方式让拜登政府明白,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涉及全局的,这里边没有什么玩火和游戏空间。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回到三个联合公报,继续试图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突破底线,将是极其危险的。从力量对比上讲,跟40年前相比,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管是用和平手段还是以非和平手段,我们的能力都是今非昔比。

从拜登及其团队对中国的了解来说,明白上述情势应该没有困难。如果明知故犯,我觉得中国大陆完全可以不需要理会美国的态度,可以借鉴当年处理香港问题时中英谈判的经验,不再同美方谈论台湾问题,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中方可三管齐下释放善意推动转圜

大公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近期几次谈到中美关系均表达了合作意愿,显示了中方理性和成熟。在与拜登新政府打交道时,您认为中方能在双方关系转圜中有哪些主动作为?

徐坚:一段时间以来,中方一方面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采取的一系列破坏性举措进行了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也从稳定中美关系大局出发,以多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做出了善意表态。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持有的理性、境界和大度。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中国政府肯定会继续就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做出积极努力。就具体方式而言,可以三管齐下:

一是加强合作,就前面提到的合作潜力比较大的那些领域提出一些合作倡议,希望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

二是管控分歧,特别在安全、人权、经贸等问题上通过对话积极化解和管控分歧。

三是在战略层面上增进互信,从战略上和哲理上加强沟通,让美国明白中国无意取代和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双方虽然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增进互信,加强合作。

特朗普政府任期内,中美各个层级的对话协调机制基本都瘫痪了。现在应该考虑逐步恢复或创新有关双边沟通机制。还可以在多边层面上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加强对话沟通,共同引导多边机制向着有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形成实质性的多边合作成果。例如重新启动实际上已经瘫痪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加强全球防疫合作等。

总之,务实举措与顶层设计可以同时并举,以多种方式推动中美关系实现积极转圜。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多边走出先手棋

大公报:拜登也在上任前发出信号,带领美国重返国际多边体系,联合盟友制衡中国,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可以进一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徐坚: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存在,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面临的制约因素很多。美国想拉西方集团孤立中国,时机不佳。现在很多重大多边场合,我们中国都走出了先手棋,现在态势实际上是对中国更加有利,对美国更加不利。比如去年我们签订的RCEP,这个世界最大的多边贸易机制,签署的意义就是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美国再想拉日本、韩国搞一个针对中国的机制,不太可能,美国很难找到抓手,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中国已经表态对CPTTP持积极态度。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TPP的谈判,拜登上来很可能不排除重新考虑加入,但其实在RCEP基础上,双方加入CPTPP面临的机会应该是差不多的。美国已不具备奥巴马时代那种借此孤立中国的主动地位,因为当时TPP谈判是由美国在主导,而我们还没考虑好是否加入TPP。我们目前积极与TPP相关成员国谈判,所以这一块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所处的地位比美国更加主动。

再就是对欧洲,去年底中欧投资协定完成,美国再想拉欧盟几十个成员国孤立中国、搞统一战线就很难了。

经贸摩擦气氛缓和技术脱钩难以根本逆转

大公报:就经贸和技术脱钩来讲,您怎样预判拜登任内中美脱钩?您认为中美关系中哪些问题会有所缓和?譬如:留学生问题和民间交流等。

徐坚:经贸和技术脱钩的问题可能会有所缓和,但经贸领域的摩擦竞争不会一下全面消失。拜登政府从他个人到他的班子,在经贸问题上,可能会更加理性。当然,更加理性对我们来说未必就好。他的一些做法和措施可能会更加专业,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中国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从气氛上来讲,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一味强化贸易战,中美关系的氛围会有所缓和。高技术脱钩大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从民间交流、留学生教育这些方面来看,有可能经过共同努力、双方加强沟通,使形势得到一些缓解,但是要回到10年前那种形势不太可能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对港政策行动能力有限

大公报:拜登在香港问题上会制定什么样的对港政策,会取消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对港制裁吗?

徐坚:民主党传统比较强调人权价值观,所以对特朗普政府针对香港问题采取的一些无理措施,他未必会马上取消,恐怕我们期望不能太高。但是香港问题,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大势和大局已定,这不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如何。中央政府有决心有能力把控好香港的政治稳定,同时保障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拜登政府面临着很多国内政治的掣肘,这也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的特点,很分裂的严重政治危机。所以他在这些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上行动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驾驭好中美关系事关民族复兴

大公报:有预测中国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美,不久前英国智库预测2028年超美,无论怎样,中国在十年左右时间超越美国都将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趋势。您曾在文章中提到,美国因素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绕不开的最后一道坎,如何妥善驾驭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在夯实中国实力的战略选择方面,您有何建议?

徐坚: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这是可以期待的,至于说具体时间是2028年还是2030年还是2032年,不同预测在时间节点上虽有所差异,但从大的趋势来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即使是总量超美,人均GDP也才仅仅是美国的1/4。从发展水平来看,跟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即便到2035年我们实现了十九大提出的相关发展目标,我们也仅仅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跟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超级大国相比,发展水平还是有很相当大差距。这一点要有理性的认知。

但另一方面,总量上超越美国,有它的意义。意义在哪里呢?那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复兴和崛起的过程中,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特别是总量超过美国以后,对方要想硬来阻止你,遏制你的发展,他就更加困难,就更加难以做到,因为我们市场更大了,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更大了,美国要想硬来,就挡不住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如何处理好民族复兴和中美关系,确实很重要。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比较顺利地走到了2030年,走到了2035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现在中美之间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或者不再是那么大的问题,不再是那么难以解决了。

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中美关系在这一段时期里头出现了大的问题,甚至是冲突,甚至是正面的对抗,那这种形势对双方来说就是非常严峻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和速度会受到冲击和迟滞。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把握中美关系,要把它提高到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去看待,要认识到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华民族复兴大势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要能够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就一定能够不断接近并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在祖国民族复兴大业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融时期,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理性的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国内外形势和中美关系。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然后是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不断适应世界多极化进程,按照我们自身能力为世界多做贡献,稳定中美关系,维护和营造我们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徐坚简介:

徐坚,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兼中国外交培训学院院长,1993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哲学博士学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国际安全、大国关系、中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李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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