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接受传媒採访时提到，《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列明，香港特首可以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并由中央政府任命。梁振英说：“这是当时社会共识及与英国人之间的共识，如果我们明天宣布行政长官由协商产生，英国人不能说我们违反《联合声明》，亦毋须修改基本法及释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亦指出，虽然自香港回归以来，特首皆由选举产生。但根据基本法第45条，若特首由协商产生亦不违反基本法。故此，特首可经由民主协商产生的机制，第一不违反基本法的法律框架；第二也是《联合声明》中英两国达成的共识。

　　应唤醒基本法“休眠”条款

　　但与此同时，“协商论”引起个别建制中人的极力反对，认为协商产生特首的举措是“政治上、制度上的倒退”，是辜负750万港民的期望云云。乱港媒体也进行攻击抹黑。

　　事实上，回归二十多年来，基本法中部分的条款一直处於“休眠状态”，这恰恰显示出中央政府给予香港最大的自由空间和自治选择。但揽炒派却不懂珍惜与善用，反而将中央的善意包容视为“夺权”、“变天”的机会。因此，为了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充分发挥基本法的作用，唤醒“休眠”条款，又何尝不可呢？

　　首先，在行不行得通的层面，协商选特首之举具有坚定清晰、不容置喙的法律依据。部分港人对“协商论”的曲解，往往在於他们无法辩证地理解，选举和协商不过是产生特首的“用”之手段，而中央政府任命为“本”之根源，“一体两用”，无法“本末倒置”。邓小平曾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不管选举抑或协商，能选出好特首就是好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并不缺乏选举民主，从行政长官选举到立法会地区直选，可谓是选举年年有，成本极其高，民众不胜烦，漏洞极其多。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权力规範之缺乏、选民年龄下限之偏低，都暴露出香港选举制度本身的弊端。

　　过去数年出现的社会动荡，皆是揽炒派打着争取“真普选”的旗号，为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藉口。改革香港特首选举制度，发展协商民主文化，目的是为了再一次明确“港人治港”的原则和尺度，使香港管治可以由爱国者所掌舵。

　　其次在能不能做得到的层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协商选特首既是维护香港权益，寻求香港发展道路的“新思维”，更是在经历持续逾年的黑暴，社会严重撕裂，暗“独”湧动的当下，一场民心所向的“及时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揽炒派争夺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议席，再加之其他揽炒派组织合佔有300个选委，这将造成在特首选委会中，揽炒派可能会有超过400个席位。这400人当中有否夹藏“港独”分子，谁也无法打包票；他们会否支持有“暗独”倾向候选人成为特首，我们更不得而知。

　　近年来香港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混乱，归根结底是一小撮揽炒派兴风作浪。他们持着“不认祖不归宗”的暗黑心态，勾结外国反华势力，否定中央、抹黑中国，苦了香港民众，伤了中央与香港的情感，最终使得香港在“新冷战”序幕下，成为了遏华的桥头堡和美国在中国挑动颜色革命的试验田。

　　协商能避免内讧撕裂

　　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走出西式民主的迷思，普选或选举并非是民主实践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完善的方式。民主并不代表民粹，中国的政治坚持是以民为本、包容多元，避免内讧撕裂。但部分港人全然在西方价值体系判断中“无法自拔”，一叶障目，以为美国选举总统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民主运作。

　　不是民众个体可以选择政党，是富豪财阀的经济寻租决定了什麼政党可以让民众去选择。因经济资本和政治强势所塑造的“民主”神话，更是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如何以贩卖黑奴、倾销鸦片、灭绝土著而起家。香港没有必要生活在西式民主的“阴影”裏自作多情。

　　2019年，戴耀廷所设计的“揽炒十步曲”和“35＋初选”，便是以“民主”为口号的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夺权行动。试问还要有多少颠覆活动，要打着“民主”旗号，行天下之恶？

　　协商选特首，有法律上行得通之依据，有现实生活中行之必要，更有在东方政治文明体系中行之基础，何乐不为？香港要实践香港道路，必须要拥抱国家，告别西方价值，形成自己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和政治制度自信。

　　安徽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