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京都旅行时，我特意带上川端康成的小说《古都》。如果单看书中九个章节的标题，你会以为这是一本旅游书，而不是小说。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说：在《古都》中“城市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以前去京都时，我是用建筑师的眼睛去看城市。这一次，我借来日本文学家的眼镜，试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京都。

　　建筑是人类创造的空间。川端也说：“要是没有人类，也就不会有京都这座城市。”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建筑空间。《古都》讲的是京都少女千重子受到身世困扰和遇到孪生妹妹的故事。一些文学评论说，川端的小说表现了孤独美、古都美和传统文化之美。但我看到的《古都》是一个关于丢失身份、双重身份，以及寻找身份的故事。有趣的是，困扰千重子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国现代建筑时常会遇到的问题。

京都国际会馆的外形像是科幻片中的太空飞船。\作者摄

　　虽然小说名为《古都》，但故事发生在现代的日本。川端的小说写于六十年代初，此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已超过二战前的水平。带领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是明治时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然而，战后的这次全盘西化与十九世纪“明治维新”的情况是不同的，主导者不再是日本的天皇，而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因此，这一轮的全盘西化实际上是“全盘美(国)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远远大于日本过去所有的西化运动。川端的小说即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它折射出日本人在这个大转变时代的复杂心境。

　　当传统文化的老屋面对着全盘西化的推土机，而日本在经济复兴后亟须重建文化身份的时候，川端让人们重新发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他的小说既有对老日本的怀念，也是对新日本的呼唤。正如诺贝尔奖评委指出的：川端“在战后凶猛的美国化浪涛中，温柔地提醒我们：为了新日本，有必要保存老日本的某些美和民族个性。”

　　当文学家为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而奋力笔耕的时候，日本的建筑师在做什么?或者说，京都有没有一座现代建筑可以与川端对话?

　　川端说：“在京都，论山就得说叡山。”正是在叡山山麓，我找到了一座可以与《古都》对话的建筑──京都国际会馆。它建于一九六六年，由日本建筑师大谷幸夫设计。它的倾斜外墙让我想到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二○○八年)。假如普立兹克建筑奖在六十年代已成立，那么大谷可能会在获奖名单上。假如京都国际会馆建于二○○八年，那么大谷将是王澍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京都国际会馆虽然是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却表现出日本传统建筑的神态。梯形正反组合的造型令人联想到日本的古神社和古民居。同时，长长的、带有一排六角窗的侧壁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太空飞船的船舷，带有未来主义的意象。粗犷的、岩石般的墙体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错落起伏的建筑轮廓与叡山遥相呼应。按大谷的话讲，这是建筑与自然环境在“对话”。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座西式的、功能主义的现代建筑，但同时让人一眼就可辨认出它的日本文化身份。大谷并没有抄用大屋顶、瓦爿墙之类的传统符号，而是在现代建筑的设计原则下，巧妙地在现代空间结构中注入了日本文化的精神，从而把现代与传统、未来与历史、自然与建筑，合成一个共生的有机体。如果将京都国际会馆与宁波博物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思想和设计手法上是很不同的。

　　大谷的建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作品，探索日本现代建筑新方向的不是仅有大谷一个人，而是有一个叫作“代谢主义”的群体。它的带头人即是大谷的老师丹下健三。这个群体还包括了矶崎新、槇文彦、菊竹清训、黑川纪章等一批中青年建筑师。他们认为，建筑和城市应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不断生长的有机体。

　　在建筑艺术上，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为了表现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他们提倡给现代建筑注入日本的空间元素。为此，他们回到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他们的作品为现代日本树立了新形象，提高了日本建筑在国际上的可见度和认受性。然而，由于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这艘驶向未来的代谢主义飞船停在了七十年代。

　　川端的小说与大谷的建筑几乎是同时间出现的：一九六二年川端的《古都》出版，一九六三年大谷的设计方案中选，一九六六年京都国际会馆建成，一九六八年川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在创作时间上同步，他们在艺术理念上也有共鸣。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典礼上，评委会的代表、诗人奥斯特苓(Anders Österling)在致辞中说：川端“诚然受到现代西方的写实主义的影响，但同时，他更忠实地保留了日本古典文学的根基，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珍惜和维护民族传统风格的倾向。”如果用这段话来评述大谷和他的建筑，那也适合。

　　川端和大谷的一个共同点是：虽然在作品中都有传统的元素，但他们的目的不是回到过去，不是恢复传统，而是经过消化和吸收传统，采用现代的手法，创造出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文化。

　　不同的是，大谷的建筑是开朗的、刚阳的、充满了自信和乐观，而没有川端小说中那种含蓄的、阴柔的、弥漫着自怜的伤感。川端与大谷的年龄相差二十五岁，属于两代人。川端发表《古都》时是六十三岁，大谷设计国际会馆时是三十九岁，他们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因此，他们在看待日本的过去和未来时会有不同的角度，并创作出不同的艺术形象。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找到了那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文化的“新日本”。

　　川端的小说使我对日本建筑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古都》中有许多对京都建筑的描写。不过，在川端写成小说的时候，京都国际会馆的设计方案尚未揭晓。倘若他在看到大谷的“新日本”建筑之后才写《古都》，那么他的笔调会不会少一点伤感?小说的结尾会不会是一个有阳光的温暖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