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先生十一月二十三日仙逝，要飞到天上的白玉楼，和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余光中这些蜀地诗人相见了。流沙河以诗名，是嘉名，也是“恶名”── 一九五〇年代他的《草木篇》受到严厉的批判，篇中的白杨、梅花等都成为恶木恶花。经历过“文革”的风雨艰苦，流沙河获得平反，恢复写诗，迎来他诗歌的第二春，这次赢得的都是嘉名了。

　　他写诗，也评诗。文章有起承转合，诗歌有跌宕抑扬；一九八〇年代后期开始，流沙河的文化之河，大大转弯，改而流向古典文学、古文字学、古代哲学的研究和著述。《庄子现代版》、《诗经》等书，大受好评，大为畅销。他的散文和书法，则风格秀雅，自成一家；曾经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设馆卖字，笔墨有高价。成都一带的名胜，其匾额和楹联，以及书刊的名目，很多都是他的墨宝。十一月下旬我又一次在成都开会、讲学，得到新鲜从印刷机滚出来的《华文文学评论》第六辑（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刊名即为他所题写。

　　我和流沙河先生认识，始于一九八〇年代，诗歌是桥梁；确切地说，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是桥梁。由于刘济昆（已故）的推荐，流沙河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关心台湾的现代诗，阅读诸人的作品，并撰写评论。他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所论包括余光中、痖弦等人，所选诗以这两位最多，各有二十首；又推出《隔海说诗》一书，由十四篇文章组成，评论余光中的占了六篇半。流沙河对余光中有偏爱，对他最为推崇。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与余光中所居地相隔两千公里，诗大大缩短了距离。两人写诗赠答，有一个起因是蟋蟀叫声引起的乡愁，其中流沙河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为内地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选，读者极多。余氏诗文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知音，内地老一辈的知音中，湘水之滨有李元洛，浣花溪畔有流沙河。流沙河一九八〇年代初读余光中的诗，感到“震动”；读到《当我死时》、《飞将军》诸篇，“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流沙河在二〇〇四年发表《昔年我读余光中》一文，这样写道：“天下之诗汗牛充栋……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词。”余诗之不同凡响在此。流沙河讲余光中，讲“上了瘾”。有人请他讲，“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已。”这样的盛况，可谓一项纪录；在余光中的“接受史”上，应大书特书。

　　二〇一八年秋天，我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讲余光中的诗，谈到这样的盛况，在座众多年轻的同学，觉得真不可思议。当年手抄诗集的“壮举”，在今天更是天“府”夜谭：八十年代有人向流沙河借了《余光中诗选》，熬了一个通宵，把整本诗集抄录了。在《昔年》一文中，流沙河引述他自己讲过的话：“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烈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

　　新诗从“五四”时期开始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有很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新诗，原因复杂，其中一个是读不懂。很多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分行书写，诚然晦涩难明。

　　余光中的诗可读可解，还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词”；流沙河讲余诗，如此激情燃烧，其理在此。他品诗有得，发表文章，后来在内地和香港出书，名为《余光中一百首》，对余诗要言不烦加以评点，其文字清隽活泼，个性流露，本身即为上佳的散文。这本书的香港版由我主编，列为香江出版社（林振名主持）的“沙田文丛”第七本，一九八九年初面世。余光中的诗，题材繁富，情思深广，技巧高妙，领一代之风骚。流沙河于诗于文也卓有成就，如今隔海析诗，具见文人相亲、同胞互爱、英雄相重的风范。两人都儒雅，饶有古风；我曾在杜甫草堂和流沙河先生喝茶，他有妙联述其怀古情调：“新潮你喝拉罐水，保守我饮盖碗茶。”

　　余光中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五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离港后两岸仍相隔不通；二余工书法，风格不同，但其往还的尺牍都优雅，可讽诵。两岸互通后，一九九六年余光中第一次赴成都讲学，与知音流沙河相见于诗圣的草堂，并拍照留念。一九八〇年代流沙河编辑《星星》诗刊，二余在《星星》相遇，他们惺惺相惜相知三十多年，一九九六年初见后还有多次相聚。二〇一七年秋余光中（生于一九二八年）仙逝，两年后流沙河（生于一九三一年）病故。二〇一七年流沙河有挽联曰：

　　我未越海前来，想泉下重逢，二友还能续旧话；

　　君已乘风远去，知天上久等，群仙也要读新诗。

　　已离凡尘，挽联悼诗没能写了；相信余光中在天上正要发出对知音的欢迎词，在白玉楼头，共饮盖碗茶，畅论古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