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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铁笔化细雨,国士亦鬥士

2021-05-04 04:23:19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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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大公报》旧址位於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

  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先生,故去已经整整八十年了。他不仅是大公报历史上难以企及的巅峰,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座丰碑。在三十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中,张季鸾始终秉持一颗爱国丹心,为国家为民族鼓呼呐喊,从不退缩;对敌寇对汉奸鞭挞讨伐,誓不低头。他展示了中国文人的崇高气节与伟岸风骨,洵为无双国士、无畏鬥士。这也奠定了大公报“文章报国”的报格与报魂,薪火相传,激励一代代报人不忘爱国初心,矢志砥砺前行。\马浩亮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受陕西同乡于右任之邀,加入《民立报》,张季鸾正式开启了职业报人生涯。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接手大公报,开启了“新记”时期。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新记《大公报》创刊一万期。各界贺信祝词纷至沓来。胡适在贺辞《后生可畏》中指出,《大公报》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同年,“九一八”国殇变起,大公报开启了最为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时期。

  八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抗战正值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这一年五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是为中国报界前所未有之光荣。讵料同年九月,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将生命献给了新闻事业。

  大公报能够成为舆论重镇,张季鸾居功厥伟。身体力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秉持新闻救国、文章报国的理念,臧否时事,针砭时弊。“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於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对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激励鬥志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目睹明治维新之后的巨大变革,对日本的国策军情有着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对於时局的体察,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敏锐。

  “九一八”事变前,张季鸾陆续发表过多篇文章,提醒国人应有危机意识。譬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东北对外关係之前途》,针对日本的异动,呼籲当局“速为相机因应之筹劃,最好恢复边防大员,多驻军队,随时震慑,同时与朝鲜督府交际联络,避免隔膜,且可资为研究,庶不致临渴掘井,手忙脚乱,东北幸甚,国家幸甚!”

  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和敏锐洞察力,令大公报得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一时间独家报道了这一消息。其后又迅速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一是开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从日本所遭受的国耻;二是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主编,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台儿莊大捷,举国振奋。八日,张季鸾发表《台儿莊胜利以后》,继续打气鼓劲:“这一战,证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还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渊猛进而不肯回头的,我全国军民务须切实知彼知己,沉着奋鬥。”

  抗战期间,大公报记者出生入死,在血与火的第一线,发回了许多传世名篇。陈纪滢隻身勇闯伪满洲国白山黑水,孟秋江辗转长城脚下、青纱帐边,吕德润、黎秀石穿越滇缅丛林,朱启平在硫磺岛和冲绳的炮火中九死一生。张季鸾曾对“战地记者”做过一番精闢阐述:“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地记者血泪交融的几枝笔。”

  当时在大公报担任主笔的李纯青后来回忆道:“大公报在版面上没有一字一句对抗日发生丝毫动摇。”

  理性不盲

  “不盲”是大公报“四不”方针的重要一环。“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衝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於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於盲”。张季鸾一直坚持:“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

  张季鸾密切关注时局变化,进行冷静理性的分析,前瞻事态发展,帮助国人正确认清形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国家真到危重关头》中写道:“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併三省……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对战事前途应有的认识》,开篇指出“这一战,中国必胜,但附有条件:必须力用够,苦吃够,断无便宜的胜。”并列举了四点理由:“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决心,断无中途罢手之理。”“第二:大家不可过重视日本的内部不安或经济脆弱的消息……其一部分民众感情并不能牵制军法行动,其经济基础一时也不会动摇。”“第三:现在国际上的道德呼声并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时的经济制裁,也不能生效。”“第四,国际形势确与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时间,特别看我们自己奋鬥的成绩……即使有援助,也必须以我们自己坚决奋鬥为前提。”

  短短百千字,便有理有据驳斥了投降、妥协、苟安、寄希望於国际等不同论调,鼓励国人必须鬥争到底。旗帜鲜明,鞭辟入裏,充满信心但不盲目乐观,正视困难而不畏葸懈怠。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係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

  公允持正

  张季鸾言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爱国、报国,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先,体现的是一种匡扶天下、忧国忧民的士子情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就在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奖章几天之后,当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刊登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籲》。起因是当时日寇进犯中条山,散播谣言,污衊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对岸观火”,挑拨离间国共关係。一时间反共舆论甚嚣尘上。大公报社评指出:“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评后,连夜疾书一封长信,二十二日一大早就派人送到李子坝大公报馆。信中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籲》,爱国之情,溢於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惟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接着说明晋南战事真相,驳斥敌寇谣言。

  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非常重视。五月二十三日在《大公报》上全文刊登,并摘录信中两句话“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为题,醒目表达了中共的抗战立场。他还扶病撰写了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度引用了这两句话,并且写道:“这些话,非常精闢。正是我们在北方办报多年的政策标準,也正是十几年来中国大业演进的推动力量。”

  嫉恶如仇

  张季鸾体质瘦削,但却一直都是言论界的勇士与鬥士,嫉恶如仇。对於醜恶奸邪,辄加挞伐,毫不留情。他在主持大公报编辑工作之初,就以脍炙人口的“三骂”而声名鹊起。所骂者,皆是手握重权重兵的要员。

  一骂吴佩孚刚愎自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吴佩孚连遭惨败,仓皇逃回郑州。十二月四日,张季鸾撰写社评《跌霸》:“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权欲薰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张季鸾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一文,斥汪精卫“可以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三骂蒋介石虚伪好名。一九二七年,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忙着筹办与宋美龄的婚礼,并却鼓吹结婚乃是为了革命工作进步。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其不过是以“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革命志士“虽牺牲其最宝爱之生命而不辞”,而蒋“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

  而对於背叛民族、卖国求荣的汉奸败类,张季鸾更是不吝笔墨。一九四○年初,汪精卫与日本暗中签订卖国条约《日支新关係调整要纲》。其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紧要关头幡然悔悟,秘密离沪赴港,将密约经由杜月笙交给张季鸾。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刊登“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并痛斥:“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同日,重庆《大公报》亦刊发相关消息。此后连续数日,两地《大公报》相继刊发多篇社评《敌汪阴谋的大暴露》《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一针见血地指出:“全国同胞应该彻底明瞭了:敌人的野心阴谋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卫所谓的‘和平救国’,就是整个的亡国。”

  这是正义与无耻的较量,是振臂高呼与怯懦屈膝的鬥争。正如张季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报人宣誓》一文中所言:“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於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

  他,将文人的正气歌、报人的丹心谱,永远留存在汗青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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