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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谈履职:像拍电影一样共情 像做调研一样理性

2022-03-07 10:29:41 作者:张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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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向大会提交了《将中国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体验式学习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建议。贾樟柯在接受大公网专访时表示,未来的人才竞争一定有在美学层面的竞争,希望通过体验式的教学,增强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同时提高国人美学教育的程度。



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接受大公网专访

  贾樟柯工作生活在山西,一个以丰富煤矿资源和历史文物古迹著称的省份。这让他很容易感受到文化遗产给人的精神和审美带来的影响。在山西之外,这些年中国的博物馆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贾樟柯观察到,在中国现有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们的体验式教学相对较少,这很难让学生产生共鸣。

  他认为历史教育、尤其是美学教育是非常适合通过沉浸式的方法来进行的。因此建议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纳入到教学的体系里,同时要做好梳理工作,总结在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中,哪些是值得向中小学生推荐的。他建议有相应的学时和教材保证。

  从感性出发归于理性

  一直以来,导演贾樟柯都在以影片记录变化中的中国。大多时候,他将镜头对准中国经济发展下社会弱势群体发展的命运。作为人大代表的贾樟柯,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依然延续这样的共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做人大代表和做导演某种程度上很相似。”贾樟柯说:“都是从感性出发,如果某个现实问题影响到了我的情感,那一定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2020年全国两会,贾樟柯带来“关于老年人如何适应数字社会”的建议,去年他呼吁将职业病的防治纳入义务教育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对老年人数字化生活的关注是因为我看到我的长辈,我的母亲因为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便带来的困扰。”他说,对职业病的防治教育则是他看到了中国经济转型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群体对此的无知和遭遇。此前,在他的电影《山河故人》中也曾描述过尘肺病患者的生存困境。

  在贾樟柯看来,作为人大代表履职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这种感性的处理。“电影最可贵的可能是在你进入这个题材的时候,它还不是很清晰,通过对故事的讲述,逐渐去了解触动你的是什么,所以它的一种前瞻性、模糊性、可能性是结合到一起的,需要这样的一种冒险。”贾樟柯说,当代表提出来的议案都要经过踏踏实实的调研,基本上也形成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识。“重要的是你不仅要提出问题,还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拍电影保持感性,做代表从感性出发,但要归于理性。”贾樟柯说。

  以下是采访实录:

  大公网:今年为什么带来《将中国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体验式学习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这份建议?

  贾樟柯:因为我在山西工作生活,山西省是中国历史文物古迹最多的省份,经过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修缮管理,也包括学术的梳理,形成了非常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形成了很多博物馆。而且这个数字不仅是在山西省,就在全国也都是增长快的,比如说在西部地区也有众多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产生,可以说有的县都有它们博物馆。在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面前,我觉得仅有(书面)教学是不够的。当代的教育,特别是我们9年制义务教育,学生们体验式的教学相对是少的,但是历史的教育通过历史进行的人文的美学的教育是非常适合用从体验式的沉浸式的方法来进行。

  我就希望提一个议案,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纳入到教学的体制体系里,同时要做好梳理工作,也就是说在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跟博物馆这之中,哪些是值得向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推荐的。也希望能够有相应的学时和教材的保证。通过这样一些体验式的教学,能够增强国民教育,同时提高美学教育的程度,未来的人才的竞争一定是在美学的层面的竞争。

  大公网:相较于前年两会重点关注的老年人、去年的职业病患者,到今年的学生群体,您在选择关注的人群和社会问题上有什么原则?

  贾樟柯: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涉及到一些人群。所以也并不是先考虑到某类人。

  比如很多议案,其实一方面是现实问题,一方面也是这些问题它能够触动我的情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做代表和做导演在某种程度上就很相似,都是从情出发。如果一个现实问题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情感,那一定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是,拍电影可能是对一段生活的描述或者一整一段生活的体察,但是当代表出了体察的这个感受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具体可行的改变的设想跟建议。

  比如前年提到了对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帮助,这个议案也是因为我本人的母亲,我的长辈,他们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看病,去银行办事……遭遇了一些生活的不便。那由这样的一个问题出发,就关注到了老年人群体。比如去年提出的将职业病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教学体系,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由过去的粗放式过渡到更精细化的发展。在过去,职业病的防治教育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弱项,没有体系化,它背后是触及到的是特别多的工人群体,特别是其中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农民工群体。

  之所以把这样的职业病防治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是因为如果纳入到大学教育,这些真正需要重视疾病的工人群体他们接受不到这样教育。如果纳入到中小学教育里,那几乎所有人在走向职业生涯之前,都能够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提示。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现实问题的捕捉,另一方面是解决问题的一些具体方案,之后,当然希望能够受益于背后代表性的群体。

  大公网:当导演和当人大代表,在工作心态上有什么不同?

  贾樟柯:做导演最主要的是对这段生活一些细节感性的理解和描述。但做代表需要理性分析,你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可操作方案,以及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它就需要你从历史、社会、经济、科技各个层面去理性的去分析这件事情。

  出发点很相似,但是工作方法有差异,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两种工作同时出现在我身上。拍电影保持感性,做代表从感性出发,要归于理性。

  大公网:履职人大代表这些年,你的很多建议实实在在被落实了。看到这些变化,心里有什么感受?

  贾樟柯:我感觉非常充实,因为作为人大代表,你为社会的某个方面发出了一些声音,代表弱势群体提出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然后你看到政府马上就有所反应。就我前年提出的关注老年人数字化生活这个议案来说,两会结束不久,国务院就下发了文件,国家各个部委开始拿出他们各自的解决方案,第二年又写到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一个呼应,一个成果,真的让我感觉到了人大代表工作的重要性,也充满了信心。

  大公网:您这些年议案中关注的题材会不会出现在未来的电影里?

  贾樟柯:不一定。我觉得电影创作本身还是需要能够找到最新鲜的,甚至是最初的那种情绪跟情感的捕捉。电影最可贵的可能是在你进入这个题材的时候,它还不是很清晰,你在对这个故事的讲述或者描述的过程中,逐渐去了解触动你的是什么。所以它的前瞻性、模糊性、可能性是结合到一起的。它需要这样的冒险。

  但是对于当代表提议案来说,我们提出来的议案都经过踏踏实实的调研,基本上也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另外我觉得电影导演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坚持我们“报信人”的职责。经常有人说艺术家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报信人”,把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情况、社会的变化、人性的问题通过艺术呈现出来,它的前瞻性非常重要的。它不一定要非常成熟,也不一定让人尽皆知,但需要这样的敏感。

  大公网:能透露下今年有哪些工作安排吗?

  贾樟柯:今年有几部分工作。一是创作方面,我将会开拍我的最新的故事片,因为两年的疫情也积累了几个剧本,我会尽快决定拍哪一个。

  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如既往地做好平遥国际电影展筹备工作。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进入到第六个年头,我们也会依据媒体的变化、电影实践创作的变化,增加很多新的创意,包括呼应我今年的议案。今年如果疫情允许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省外的中学生能够来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

  第三个就是关于筹建“山西电影学院”。我们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一方面是教学体系的确立,一方面是我们实践的校区基础建设继续完工。

  这三件事情交织在一起,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都跟电影有关,希望能把这三件事情有扎扎实实办好。

责任编辑:郭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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