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立法会即将完成关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本地法例修订，社会焦点转向特区政府的施政和公务员体制改革。二者是关联的，本文暂且不论前者，专谈公务员体制改革。

　　从行政主导体制角度谈公务员体制改革必要性，对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能否有效领导公务员队伍非常重要，如斯基本判断是準确的。问题在於，有一种意见，仅要求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对高层公务员的升迁有一定发言权，同时主张尽量保留传统公务员体制完整性。

　　回归20多年来曾被不少人引以为傲的香港公务员队伍行政效率和成效每况愈下！最新的例子是，五月初，香港多幢大厦出现变种新冠病毒感染个案，特区政府管治班子决定有关大厦居民全部隔离检疫。数日后，鉴於变种病毒未呈扩散之势，特区政府管治班子又决定从五月八日起受检疫者离开检疫中心返家。衞生署五月十日凌晨称逾2300人已全获安排离开。事实是，由於衞生署没有一部分被送入检疫中心者的登记资料，其中一些人未获发“解除隔离令”而滞留。有人甚至迟至十日晚回家。反映衞生署工作疏漏，以及衞生署与管理检疫中心的民安队缺乏协调。

　　就事论事，改进的做法是敦促有关部门弥补疏漏、加强协调。然而，这些年来政府部门出错有增无减。仅要求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对高层公务员的升迁有一定发言权而尽量保留传统公务员体制完整性，非对症下藥。

　　必须找出根本性质的弊端。这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所说的──“在香港，我们建立了一个忠於我们的政治价值观的管治制度，并根据这些价值观推行法治，建立一支精明能幹和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队伍。”

　　阅读彭定康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时，我就判断香港的公务员体制和司法体制一起，被英国当作九七后保留和延续其在香港的影响力的两大工具。过了20多年，这份施政报告明黄色封面已褪色，但是港英建立的香港公务员体制的完整性纹丝不动。我在出任特区第二届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期间，听一位人士介绍香港公务员等级森严彷彿军队。所以，仅仅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远不足以改变港英留下的公务员体制的属性。效忠英国的政治文化，深深融入英国留下的香港公务员体制的各个环节，和公务员团体的习惯。不是口头表态或书面承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能改变。在政治上，口是心非、表裏不一、阳奉阴违的人和事是屡见不鲜的。

　　培养对国家价值观认同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前，亦即在英国对待中国尚友好的时候，香港公务员体制得以保留。而今，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变，英国追随和配合美国改变对华战略。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公务员体制也就必须改革。不能仅要求非政务官背景的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对高级公务员的升迁有一定发言权，而是中央必须对高级公务员的任免有决定权。公务员不仅不能继续“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相反，必须建立辞退制度。更重要的是，公务员必须自觉遵从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必须坚定站在国家一边、反对美英等西方若干国家干预香港事务，必须明确支持爱国爱港中坚力量议政参政。

　　这些年来，公务员队伍不断发生行政失当或疏漏事件，同现行公务员体制缺乏问责性相关，也同、而且越来越同公务员的政治立场相关。后者，尤其反映在持续逾一年的“黑色暴乱”中，警队孤军奋战这一现象上。

　　概言之，改革香港公务员体制，需要从三方面治本。一是切断英国与香港公务员队伍的隐秘联繫。二是改变香港公务员忠於西方价值观的相关安排，同时，培养新一代公务员对国家价值观的认同。三是打破香港公务员体制封闭系统。具体方法和步骤，当别论。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