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笔者在立法会提出的“政府带头检讨外判制度”议案获得通过，促请政府成立公营市政服务机构实施“逆外判”，在不占公务员编制的前提下让工友获得“合理收入”和“长期聘用”。为继续争取政府落实建议，笔者早前委托立法会秘书处就“选定地方市政服务的提供模式”进行研究，该报告对政府检讨改革外判制度很有参考价值。

　　研究报告清楚指出，“逆外判”趋势明显，多个国家的部分城市都重新由政府直接提供或全权管理市政服务。2000年至今年初，至少有约1000个被确认的“逆外判”个案，分布于50多个地区，而实施“逆外判”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分别是成本节省不足够、外判服务质素未如理想及效率问题。

　　以下介绍几个“逆外判”的例子：

　　德国：柏林市自1994年透过成立一间由市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直接提供街道清洁、垃圾收运及处理服务。该公司运作独立且不牟利，所得收入均用于营运服务，以确保向市民收取低廉收费。

　　英国：利物浦市议会透过成立由地方政府营运的公司提供服务，将外判服务收回，员工的工资跟随政府员工标准，员工生产效率改善，公司服务水平和居民满意有所提升。

　　外判公共服务弊多于利

　　荷兰：中央政府于2016年成立“全国清洁组织”，向全国近600座政府大楼提供清洁服务，取代外判招标。该组织优先接收在外判商工作最少1.5年的工人，薪酬不低于从前，并提供更好的福利包括年假及交通津贴等，彰显政府重视低下阶层的劳工价值，锐意改善工人的工作稳定性。

　　内地：2020年，广州市在推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改革政策的时机下，决定直接委托一家国企（市政府直属的有限公司）提供选定的环卫服务。至今广州市至少有10个区的部分环卫服务，直接转移到予该公司负责。以白云区为例，“逆外判”以“不造成工人失业，不降低待遇标准”为基本要求，工人工资平均增长了13%，其他津贴亦有所增加。

　　综合以上例子，可见外判公共服务已被广泛认为是弊多于利。又看看香港的情况：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对外判工人欠缺妥善保障，致使他们的薪酬待遇处于极不合理的低水平。以2019年初为例，对政府外判工人的承诺时薪中位数只有36.7元，在外判服务合约“价低者得”下，政府自然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政府应带头保障基层工人

　　随着近年数轮检讨外判措施落实，外判工人的工资得到较合理增长，虽然与全面达到生活工资水平仍有距离，但2019年至2022年的累计淨增幅亦有35.7%。另一方面，效率促进组（现称效率促进办公室）2010年的调查显示，政府部门用于管理及监管外判服务合约的开支，可达每年平均合约价值的11%。这带出了两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各部门采用外判服务后平均可节省29%的开支，但外判工人的薪酬近年有所提升，加上不菲的管理开支，以外判代替直接聘用，经济效益还剩多少？成立公营市政服务机构实施“逆外判”，会否更具备经济效益？

　　公共服务外判经常被批评质素未如理想，效率偏低，假如连悭钱都做不到，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外判而不改革？

　　特区政府是全港最大的雇主，是公共服务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有责任带头加强保障基层弱势工友，确保公帑更加用得其所。以巨资监管外判服务合约，却未能掌握公共服务的主动性，更不能为数万名政府外判工人带来乐业，实应思考改革外判制度，让工友薪酬向生活工资水平继续改善，摆脱两、三年断一次合约的不安，给予长期聘用和相应的福利保障。

　　公营市政服务机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可带来廉价又优质的公共服务，有空间进一步提升工人的薪酬待遇，透过长期聘用让工友得到就业安全感。希望政府能彻底摒弃“外判万事休”的心态，第一步就是切实研究并向社会详细交代外判服务是否仍能悭钱？这是不能逃避的问题。 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