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港派的所谓“初选”日前结束，号称有数十万人参与。种种证据说明，这是一场被精心操控的非法活动。一如去年区选及四年前的立会选举，戴耀廷一再扮演了核心“操盘手”角色，掌控主题与方向、手握参选人的“生杀大权”。人们不禁要问：戴耀廷为何能再三操控香港的选举?到底又是谁给了他这样的底气?

六年前，戴耀廷发动非法“占中”;五年前，他策动“雷动计划”;去年再组织“风云计划”。到了今年，又祭出“35+公民投票计划”。这次在提出所谓“初选”之前，戴耀廷一如之前的操作，进行了周密的“舆论铺垫”。先是提出“夺权三部曲”，煽动通过对九月立法会选举结果的操控，进而达到对立法会的操控，并以否决预算案作为手段去瘫痪特区政府，以实现彻底的“夺权”。其后再祭出更极端的“真揽炒十步”，宣称要“揽着中共跳出悬崖”、同归於尽。

美国操控的政治代理人

这些政治图谋，岂是一个自称“普通学者”所能想得出来的?如此疯狂的行动纲领，又岂是一个“文弱书生”所能掌握得了的?戴耀廷如何有这种能量去组织如此庞大的政治运动?如何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资源去统慑四分五裂的香港反对派势力、令所有极端分子都唯命是从?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戴耀廷的每一次行动，都伴随着一个如影随形的名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不论是他早年作为李柱铭的助手，参与具体的政治行动;还是在港大法学院任教时，鼓吹政治教育内容，乃至其后的各类政治操作，戴耀廷由幕后走向台前，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学者成为乱港派“共主”，都拜美国反华势力所赐。

被称为“中情局分店”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过去整整六年的香港乱局中，不断为戴耀廷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援。例如曾资助戴耀廷有份参与的“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在政改期间一面倒发放偏向“占中”的资讯。他亦被曝光至少两次与NDI的董事会成员会面，探讨美方如何“提供协助”。

如果说上述资料还不足够的话，那麽在“占中”期间曾任美国国防部顾问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三年前接受访问时的一番话，则点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亲口承认美国政府有份介入“占中”行动，又指美方有份透过NED提供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协助香港推动“民主”。他这麽说：“所以中国方面说美国政府介入香港‘民主运动’，并非不符事实。”

非法“占中”被形容为初级的“颜色革命”，一切手段和模式，与NED在东欧与中东地区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修例风波则被称作是港版“颜色革命”，NED尽管躲得很深，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操控的角色已经呼之欲出。正因如此，去年底该组织连同其“人权观察”等四个组织被我国外交部实施制裁。

从对年轻人灌输“违法达义”歪理，到具体推行统合乱港阵营力量、负责具体的选举操盘手角色，戴耀廷的所作所为，绝非其口中的“为了民主”，而是背负外国政治势力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对於美国当局而言，有所谓的“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街头制造暴力运动，另一方面进行对立法会的“夺权”行动，以脱离中央的管治。戴耀廷真正的身份，绝非“法律学者”，而是美国的“政治代理人”，他所服务并效忠的不是特区而是外国当局。

2016年5月，他於《苹果日报》撰文，声称香港若能建立起人民“自决”的意识，或能刺激及带动中国其他地区群体的人孕育出人民“自决”意识。2018年3月，他在参加“台独”组织的会议时公然“撑独”，称“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社会……可以考虑成为独立的国家、一个联邦的部分、也可以考虑像欧盟的邦联。”今年初，他又叫嚣“获得大杀伤宪制武器”以“夺权”。这些言论，与美国反华政客有何区别?

此次非法“初选”，尽管挂着太多的“民主”彩带、有着动听的“民主”口号，但本质上是政治颠覆运动的“前奏”，是意图通过操控一场选举，去达到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甚至是中央政府的目的。所作所为，恰如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中所要重点打击的对象，更是香港国安法所要惩治的重点。

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

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即属犯罪。第二十九条规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均属犯罪。

既然甘当美国的“政治代理人”，戴耀廷就要承担由此产生的政治与法律责任。“学者”身份不是挡箭牌，“民主”更不是免死金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尚处於保释期仍敢如此高调操控选举，做非法勾当，是谁给他撑腰?法律面前没有任何特权，操控选举，违反国安法和本港选举条例，罪证确凿，戴耀廷逃得了初一，逃得了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