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环节之一/中新社

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四十年来，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亦接近1.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地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接受《大公报》专访指出，过去四十年，中国对外开放历经三步走，香港作用至关重要，连接海内外的桥梁地位无可替代。对于未来发展，香港有机会发挥背靠大湾区及多币种清算的优势，坐稳人民币海外第一中心的地位。

曹远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逾十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九七亚洲金融危机后转战香港，担任中银国际控股管理层，负责筹建了中银国际的跨境多元化平台，参与了中银香港的重组上市，以及后来的中国银行集团的股份制改造与海内外上市，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亲历者。

助内地利用外资

“开放和改革是两个轮子，互相促进。当年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是要引进市场导向的管理经验。”令曹远征记忆深刻的是，八十年代初他在体改委工作时，接待日本兴业银行行长一行来华参观，当他询问对中国企业看法时，这位银行家的答复是“我没看到企业，全是工厂”。计划经济时代人财物统收统支，几十万种商品的生产和价格均由文件规定，中国企业只是指令化生产的生产单位;通过引进外资，将先进的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理念在微观领域落地，并促进宏观制度与国际接轨，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先后废除掉了2000多条规定。

曹远征认为，过去四十年对外开放依层次递进。开放之初，最早进入内地的是港澳台资企业，在珠三角开设制衣、自行车、玩具工厂等，带来先进管理经验;而后，欧美跨国大资本蜂拥进入中国，合资开设汽车厂等;到加入WTO后，吸引外资从直接投资转向在资本市场利用外资，香港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国企面临股份制改造，而内地资本市场难以支持，于是利用香港资本市场，并创新性地设立了H股制度，开创了中国在资本市场利用外资的先例。其任职二十多年的中银国际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在通过资本市场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中银国际的前身是1979年在港设立的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只H股“青岛啤酒”的唯一保荐人和主承销商，有“H股之父”的称号。

在曹远征看来，H股是一项很特殊的安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但是在香港上市、受中国公司法管辖的上市企业，当时由于人民币外汇管制，内地居民不能投资H股，但境外投资者又不了解国情，于是进行了制度创新，特别设立了小股东表决机制。

到2000年后，内地几乎所有大型国有独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都完成公司制改造在港上市。他认为，通过利用海外资本市场，使企业行为发生变化，初步形成公司治理架构。香港因此转变功能，过去是外资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现在是中资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大湾区提升竞争力

谈及香港的发展，曹远征指出，过去香港是连接海内外的桥梁，但随着中国未来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香港对于内地不应仅做桥梁，更需一体化融合发展。

在他看来，法制和金融仍是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优势。香港有很好的金融资源和基础设施，是全球多币种同时清算的重要市场;香港法律法规体系为治理结构完善和交易公正提供保证。“如果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深圳的高新技术、广州的商贸、珠三角的制造业与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整合到一块，将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形态，成为全球制造业和技术创新的高地。”

香港与上海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素来备受瞩目，曹远征分析指出，两地既有竞争，更有分工，互有补充又各有特色。上海的发展类似纽约，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市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各国在上海市场使用人民币交易，上海由此变成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则类似伦敦，是多币种市场，人民币只是币种之一。”他认为，虽然美元是全球最主要货币，但伦敦至今仍是全球重要金融中心。正是因为伦敦保持了多币种优势，各大金融机构聚集在伦敦，欧洲还是全球最大的固定收益市场，也是全球资本输出的重要市场，伦敦40%的资金输往海外，中国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不可避免要去英国伦敦路演一次。香港市场发挥多币种优势，有机会成为中国的伦敦。

“一带一路”机会多

香港还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将进入香港这个市场，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票等。

“但近年，吸引海外资源在港上市的进展不大，‘一带一路’国家对人民币债有兴趣，却选择在中国境内发熊猫债，也不愿意到香港发人民币债。”曹远征建议，香港要保住在人民币海外市场的重要地位，出路唯有改革开放。过去，香港更多意识是做通道和桥梁，未来应通过制度创新打造成为洼地，吸引“水”流过来。“如果人民币海外最重要市场被伦敦抢走，香港就真边缘化了。”

成功经验：市场取向 小步快跑

图：分析指，很多改革措施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如农民工等都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新华社

过去四十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多美元提高到将近9000美元，人口从8亿增长到13亿多。在曹远征看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在四十年间人均GDP增长40倍，变化背后的核心是推进市场取向型的改革开放。曹远征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双轨”为特征，虽不可避免地伴生腐败，但小步快跑、加速并轨的渐进改革，令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平稳向前，并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能激发出自身改革的动力。

曹远征认为，纵观四十年改革开放，“市场取向”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双轨”是基本特征。

双轨：渐进改革避免大波动

由于计划经济在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不及市场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形成了全球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大潮。而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在经济制度上则表现为全球体制向市场经济靠拢，进而带动了全球贸易和金融快速增长。曹远征认为，十九大提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就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是一百多年来两种经济体制竞赛的结果。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中，中国采取渐进的双轨方式，“在计划的轨道旁增加一条市场轨道，随着市场轨道的壮大，逐步将计划轨道融合进去，也就是‘一轨变两轨，两轨合一轨’”。曹远征指出，从最初的生活资料价格双轨，到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双轨，后来又出现贷款汇率等要素市场双轨，其间逐步实现并轨。到现在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双轨现象，比如国有和民营并存，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并存，两个汇率并存等，这需要不断改革。

“‘双轨’的好处是渐进改革，不会有大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实现GDP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观苏联、东欧国家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令国民经济剧烈波动，生活水平下降。”曹远征亦指出双轨有缺陷，“两个体制之间存在价差，这个价差就是权力的价格，容易导致腐败。”

“这是‘双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决定了双轨是不可稳定的体制，必须不断地并轨，小步快跑，加速并轨。”曹远征形容中国改革总在不断滚动向前，每项改革都是过渡性安排，每一项任务都是有限目标，在滚动中发现问题，再按照问题导向通过改革解决问题，这也是中国改革了四十年，仍然要推进改革开放的原因。

试验：激发民间智慧

曹远征还认为，中国小步快跑式的改革，较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改革有成本也有收益，激进改革成本是预付的，收益是预期的，当收益不能及时覆盖成本，改革就出现问题了。而中国小步快走，改革收益时时处处能够覆盖成本，也就是让老百姓得到改革的实惠，有获得感，可以激发改革自身动力。”

此外，他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另一关键词是“试验”，激发了民间智慧。很多改革措施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改革中出现的农村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农民工等都是中国独创的，不符合经济学标准定义，但却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也是过渡性的，假以时日又构成了新的改革目标。

应对贸战 增加居民收入为首策

图：当前中国经济服务业短缺，医疗等服务业逆差很大/新华社

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但内部稳增长与去杠杆矛盾压力骤增，外部中美贸易摩擦陡然升级，新一轮改革开放亟待破题。曹远征指出，新时期应以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为重心的一系列政策作为改革突破口，同时以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促进改革，这亦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最重要策略。

“中美贸易摩擦千万不能搞成冷战。”曹远征认为，今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应以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品市场这一契机，重新梳理中美关系，中美共同转型，寻找共赢的方法。

“讨论中美贸易时，外界常用日美贸易战比较，日美贸易战以日本限制出口告终，最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等一系列后果。”在曹远征看来，中美贸易摩擦与之不同，日本作为岛国，只有1亿多人口，无法扩大内需，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尚未终了，内需仍在持续扩张，未来更可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使得中美有很多妥协谈判的空间。

庞大市场助全球经济增长

曹远征认为，11月将在上海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值得高度关注。它不仅仅是一次博览会，还是中国推出的全新进口机制。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总需求不足，而中国利用庞大市场为全球提供一个新的市场容量，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改善。

对于下一步改革开放，曹远征认为，将是以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为重心的改革开放，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环节梳理政策，推进改革，扩大内需。其中，增加居民收入尤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为重，尤其要推进2.6亿农民工市民化，使其消费行为转为城里人的消费行为，可以极大地扩大消费，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但背后土地制度等重大改革也亟待破题。

在开放方面，曹远征认为，以服务业领域的更大开放推进改革，释放内需的同时也增加了有效的供给。当前中国经济服务业短缺，旅游、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逆差很大，每年仅出国就医就达到60万人次，需要扩大开放。海南自由港改革的重点即是发展服务业，最重要是医疗、教育领域，鼓励合资办学办医院等，但在体制创新上，如国外医生来华执业、外资医院审批等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

曹远征个人资料

198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经济学博士，后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参与改革开放政策制定;1998年进入中国银行，曾担任中银国际董事、副执行总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等职，现任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