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都会顺带去附近的北京三联书店逛一下。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这里二楼专设有一排展柜，展出三联出版的重要著作及作家手稿，《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和杨绛致编辑的便籤等手稿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极有见字如晤的亲切。

　　许多写作高手介绍经验称，研究作家手稿，是提升写作水平的一个捷径，琢磨为什么改这两个字，为什么要把那两个字颠倒一下，作者擦掉、替换之处，以及旁注和增补，都有他的思考。如美国文艺理论家波斯特所说，手稿作为原始件，更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能让研究它的人从中发现“真实”文本的演化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举办过一次作家手稿集中展览，刘心武的《班主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鲜血梅花》、刘震云的《塔铺》和舒婷的《致橡树》等创作手稿悉数展出。从手稿可以看到一些写作的细节，像刘震云的《塔铺》，原本写的“风气太坏”改为了“风气恁坏”，“爸爸”改成了“爹”，修改后的文字读起来更有乡土文学气息。小说中多处“的”“还”等字在斟酌后又删去，则能感受到作家凝练精准的语言风格。

　　见字如见人，读作家原稿字迹，还能窥见作家的隐私与性情。青年莫言曾是连队的一名通讯员，一九八五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看《透明的红萝卜》的手稿说，写黑板报是当时连队通讯员的“必修功课”，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迹就看得出，莫言的字一定是写黑板报写出来的。笔者见过作家梁晓声的创作原稿，铅笔文字整齐规矩又刚硬有力，犹如作家本人的性格。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作家的成稿是“鱼”，那么这些原稿则是展示打捞技巧的“渔”术。现在多数作家已弃笔改用电脑敲字，手写稿件愈来愈少见，幸好出版社、文学馆、图书馆和作家纪念馆将这些原稿保存，给年轻人留下了以后学“渔”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