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华夏第一村大邱庄历经兴衰曲折的改革实践之路，给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经验。图为钢铁企业生产车间\网络图片
改革开放之初，天津有一个叫做大邱庄的赤贫村，因在短短几年间依靠村办工业迅速致富、富甲一方而蜚声中外，时称“华夏第一村”。然而，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潮起之际，这颗以中国“首富”而闻名的耀眼新星，却迅速跌入谷底。此后，大邱庄尝尽“阵痛”，直至近年经济逐渐复苏。大邱庄历经兴衰曲折的改革实践之路，给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
天津静海古为渤海退海之地，土质多盐硷，五谷难丰。人称“讨饭村”的大邱庄便是往昔静海凋敝民生的典型代表，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民谣佐证。不过，1976年，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仍在茫然四顾的时候，时任大邱庄大队书记的禹作敏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走上带领村民办工厂脱贫的道路。
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个月前，村民集资办起的大邱庄第一家轧钢厂正式开张，第一年就还清集资借款并盈利30万，第二年更盈利60万。在普通工人月薪仅几十元的当时，通过分红，大邱庄几百户农民一夜“暴富”。接下来，按照同一模式，十几家轧钢企业陆续建起、投产、盈利……并不神秘的“大邱庄神话”就此诞生。
一度成全国“首富之村”
至1990年代初期，大邱庄四大企业集团相继形成，下设企业200多家，其中超过半数是钢铁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价格“双轨制”的钢材为大邱庄带来丰厚利润。1992年，大邱庄更投资10亿，建起全国第一个村办工业区，冠称“百亿工业园”。据国家统计局1992年《统计年鉴》显示，大邱庄当年产值达到45.5亿元(约占天津全市11%)，利润5.1亿元，成为内地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高居榜首的“首富之村”。
1993年1月，大邱庄的“致富神话”甚至登上了《纽约时报》：“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大邱庄公共建设亦在此间翻天覆地。土坯房变成了一排排漂亮整齐的砖瓦房，泥泞不堪的村间土路变成了华灯照明的柏油路，学校、医院、幼稚园、商业街、休闲广场相继建起，还有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制度。
然而，就在此时，“大邱庄神话”戛然而止。禹作敏这位“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在率领村民取得经济辉煌发展的同时，家长意识也不断膨胀，并公然挑战法律。1993年，他因命案和组织村民暴力抗法而锒铛入狱，走上了穷途末路。当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原来的4大集团公司划分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其经济亦一度跌入低谷。
曾任大邱庄镇党委书记的姚金明分析，其实大邱庄当年“神话”的背后，就已是积重难返的沉疴：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依赖银行贷款、债务负担沉重，乡镇企业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
确立绿色生态新理念
“鼎盛时的大邱庄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担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姚金明说，“村集体经济曾承担着村民的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等多达15项免费福利措施。企业不景气后，这些福利成了企业背负的沉重包袱。”
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历经了围绕着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原先带有“均贫富”色彩的“供给制”被打破，代之以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权、分配方式，近年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并进入发展快车道。不过，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仍是困扰居民的大问题。2016年，大邱庄被国家发改委列入新型城镇化示范试点，一座从头规划的大邱庄新城正在密锣紧鼓建设之中。
今年起至2020年，大邱庄镇的4万居民将通过“宅基地换房”的方式，告别当年“首富之地”，陆续搬迁至环境优美、宜居的新城。镇政府负责人介绍，近年大邱庄确立了新的总体发展思路：绿色、生态、文明、富裕。历经改革“阵痛”的大邱庄人，“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和实践已成历史。
“先行者”促农村改革少走弯路
图：一九九三年八月，禹作敏在法庭受审\资料图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敖坤指出，大邱庄的兴衰，看似是由偶然事件引发，但其中隐含着某些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固有的经济基础在短时间内的突然颠覆，上层建筑和落后的意识形态必然产生“不适”。“中国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进入到工业时代?在上世纪80、90年代，类似大邱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农村并不少见，只是程度、表现不同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农村改革的必经之路。”
回顾大邱庄经济由盛到衰，再到新生的历程，禹作敏这个名字在很多大邱庄人的心中仍有沉重的分量，其主持修建的百亿路现在依然是大邱庄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有村民感慨，毕竟“他和当时那批老一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基础，还有大量的人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冲破旧有束缚与制度化重新建立的过程。大邱庄在改革初期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乡镇工业企业的思路，不仅扭转了以粮为纲的传统，也冲破了很多制度性束缚，但这个“解冻期”的过程不可能持久，社会必然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化束缚进入“再冻期”，如果始终把“冲破”变成永恒的模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邱庄的问题就在于过度地依赖“政治强人”，决策、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
“如今回头看禹作敏的悲剧，就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历史的现象，头脑中没有建立新规范的意识，这导致了他不愿意重新面对政府和法律的约束，出现问题后一错再错最终走上不归路。”常健说。
而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大邱庄也给无数农村提供了参照系，并为乡镇企业改革提供了参照，“大邱庄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和乡村治理模式的方向。”敖坤指出，大邱庄的经验让许许多多的后继者少走了弯路、错路，大大节省了社会变革所应付出的代价、成本，“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改革的‘先行者’大邱庄，功不可没。”
“香港街”见证大邱庄沉浮
图：如今的大邱庄“香港街”金色大字仍在，但已添上了岁月的沧桑\大公报记者赵大明摄
1990年，大邱庄建起了一条“仿照香港式样”的“繁华”商业街，长约一公里，可容纳商户四五百家。经营的商品多是些从香港等地进口的时髦货，包括服装、日用品、化妆品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奢侈品或高档消费品。禹作敏亲自手书“香港街”三个大字，金光闪闪装饰在两个街口。
在那几年里，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前往大邱庄采访、参观、学习、考察、“取经”的人群趋之若鹜，日均超过2000人，需提前十天半月预约，否则“恕不接待”，连泊车的地方也没有。禹作敏在他仿照钓鱼台国宾馆的宽大别墅里，盘腿坐在硕大的土坯暖炕上，身披“皮尔.卡丹”西装，戴着法国名牌金丝眼镜，腰扎价格过万的名牌皮带，一支接一支地大口抽着香烟，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朝拜”人群，施展他口没遮拦、妙语连珠的口才。参观者中，不乏各个省市区、国家部委或级别更高的领导干部以及外国使节、名人政要。人们对这个“首富之村”充满了好奇、惊愕、赞叹，争相一睹为快，并期望从中找寻到“芝麻开门”般的“秘诀”。
同一时间，大邱庄香港街亦声名远播，客如潮涌。对当时的内地居民来说，过境香港机会仍属罕有，因此到大邱庄香港街，买上一两件舶来品，也算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但其后，伴随着大邱庄的衰微，香港街的人气和生意也日渐萧疏。
与大邱庄一道历经沉浮后，如今的香港街亦已归于平淡，成为一条普通的时尚商业步行街。它似乎更多地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存在，默默诉说二十多年前的那时、那人、那些功过。记者在采访时看到，“香港街”三个金色大字尚在，但已添上了岁月的沧桑;当年“禹作敏”的落款不知何时已被剔掉，痕迹依稀可辨。
